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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“塔蒂阿娜·瓦西里奇科娃一生追求光彩夺目，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，但两次见证了‘糖果’屋的融化。”

　　《老女孩》里写道：“一个女人有可能无缘无故地变成老女孩吗？似乎不可能，因为“老女孩”首先是一个象征、一个令人厌恶的形象，用来警示女人们：如果你那样了，你就会这样。……人们坚信，没有女人可以拒绝婚姻生活和（或）家庭生活的吸引力，所以对那些已经有恋人和家庭的人来说，老女孩身上必须要被贴上或隐或显的缺陷标签，用以证明男人对她们的兴趣缺缺是有道理的。”反过来，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有些女性会自我物化，以验证自己广受欢迎。

　　塔蒂阿娜·瓦西里奇科娃是一个白俄“公主”。她的家族并非沙俄皇族，而是宠臣上位，在十二月党人后获得了贵族身份，在十月革命后又仓皇逃离俄国，长期在海外从事复辟活动。虽然她在英语回忆录里将自己称为Princess，让人误以为她是一位“公主”，但在俄语里她是княжна，翻译成中文只能算县主或乡主。茨威格在法国末代王后玛丽·安东奈特的传记里写道，“她那时候还很年轻，不知道命运赠送的每一件礼物都标好了价格”。而塔蒂阿娜比玛丽·安东奈特更工于心计，在很年轻的时候，她就用谎言为自己筑起一座糖果屋，当谎言暴露在阳光下逐渐融化时，她又用毒药作为粘合剂，用匕首作为钉子，不断地加固它。

　　[法]玛丽·科克，马雅译，《老女孩：另一种生活方式》，广东人民出版社：万有引力，2024年

　　在回忆录《五个护照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欧洲》里，塔蒂阿娜写道：“第一次世界大战似乎在俄罗斯掀起了一股兴奋和爱国主义的浪潮。女士们前往前线，在那里作为红十字护士工作。她们梦想着，当胜利的盟军进入战败国德国首都，佩戴珠宝去柏林参加招待会、舞会和随后的和平会议。一个世纪前的维也纳会议似乎是一个理所应当的先例。……”

　　第一次世界大战伊始，沙皇尼古拉二世向军队豪掷2亿卢布，用于救助伤员及其家属。她的父亲伊拉利昂·瓦西里奇科夫（Илларион Васильчиков）（以下简称“瓦西里大公”）只在前线个月就退役，开始掌管油水丰厚的红十字会，母亲莉迪亚·维亚泽姆斯卡娅在战争之初就获得了一家野战医院的管理权。塔蒂阿娜说自己出生于1915年1月1日，但这个日期显得很可疑，很难想象一个即将临盆的孕妇可以掌管野战医院。

　　虽然塔蒂阿娜替母亲吹嘘道：“她绕过繁文缛节，联系最高当局，为伤员和护士获得了最好的设备和条件。尽管总体上一片混乱，但据说她的红十字列车运行得非常高效……”战争期间，在“慈善、医疗及各类公益事业补助金”等各色名目下，沙俄当局的开支水涨船高。更为讽刺的是，在战前瓦西里大公任沙俄农业委员会主席，预算委员会委员。他曾获得斯托雷平的赏识，年轻气盛，好大喜功，在1913年出口了908.4万吨粮食，沙俄国库为之一空，后来又积极鼓动战争。由于沙俄在1914年就颁布了总动员令，壮劳力上前线打仗，后方田地无人耕种，饿殍遍野。

　　1915年10月，为了平息军民的愤怒，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将伦敦的银行里的2000万英镑私人存款交给红十字会用于救助伤兵。但是在上下视战争如儿戏的情况下，只有少量的存款用于伤兵。沙俄军队缺医少药，人送外号“灰色牲口”。1917年，尼古拉二世倒台，而瓦西里大公却在二月政府里平步青云，与其兄把持杜马议会。关于革命，塔蒂阿娜故意含糊其辞，“然后是兄弟和许多亲人被杀，他们的全世界崩溃，流亡和移民。没有钱，没有海外财产。”在8月23日，塔蒂阿娜的舅舅鲍里斯·维亚泽姆斯基大公破坏了坦波夫州的大坝，洪水淹没耕地，形成大量沼泽。他本想阻止流寇洗劫自家庄园，却引起了士兵哗变。沙俄军队步兵第152预备团的716名士兵在格里亚济火车站掀起兵变，这些农家子弟出身的士兵并未配发武器，仅用拳头和匕首就杀死了她的舅舅，而看守火车站的100多名持枪士兵没有一人出手相救。这次溃坝和兵变也成为二月政府倒台的导火索之一。

　　瓦西里大公携家眷出逃黑海边的雅尔塔，1919年4月登上英国军舰埃娜公主号（Princess Ena），踏上流亡生涯。虽然雅尔塔挤满了难民，船上一票难求，却为瓦西里一家留下了可观的行李份额：“妈妈不必把她的箱子留在码头上，因为船舱里有足够的空间等着我们。水手们像猴子一样敏捷地在细长的梯子上跑上跑下，把巨大的箱子扛在肩上。”……有猜测认为，沙皇给伤兵的绝大多数捐款落入了瓦西里手中，虽然不像“高尔察克的黄金”那样出名，但足以让他在白俄侨民组织里发挥广泛影响。

　　从雅尔塔前往土耳其的路上，塔蒂阿娜和玛丽在军舰上出尽风头，“我们兴奋地跑来跑去……我们大家可以很容易地避开心不在焉的保姆。几个小时后，她们才找到我们，当我们坐在我们最喜欢的水手的膝盖上，嗅着焦油肥皂和粗糙的哔叽的气味，分享他们用搪瓷壶煮的浓红茶和脆脆的狗饼干（dog biscuits）”。狗饼干是一种英国流行的宠物饼干，往往做成骨头的形状，用来给宠物狗磨牙。这段话并非误译，塔蒂阿娜在原文里便在自我物化：“我成了魁梧的指挥官安文准将（CommodoreUnwin）的‘私人宠物’。我坐在他的膝盖上，用脸蹭着他的外套，玩弄着他的勋章丝带。”1937年至1939年间，安文是亲纳粹组织The Link全国委员会的成员。该组织自称是一个所有爱国英国人都应该团结起来的组织。这并非是她和妹妹的唯一一个sugar daddy。

　　此外，她的妹妹玛丽的外号“蜜丝”也是从这时候来的。Missle在俄语里拼作Мисси，是英语里“年轻小姐”一词的翻译。玛丽自称1917年出生于圣彼得堡，但她姐姐在回忆录里描述十月革命时，无意中这样写道“有四个小孩，而第五个婴儿即将出生，这一切变得更复杂。”塔蒂阿娜和玛丽的实际年龄，可能都要比自己声称的大两岁。

　　瓦西里大公从沙俄带走了大量财富，却花在组织反苏复辟活动上，折腾不休，在经济危机之后所剩无几，遂于1932年移居立陶宛，瓦西里大公夫人也在1934年移居。“在去立陶宛科夫诺的旅途中，妈妈成功获得将一些资金转移到德国的许可，决定让我去慕尼黑学习艺术。……我们登上一艘开往美因茨的轮船，缓慢地驶入河谷。

　　当我们绕过河弯，驶近约翰尼斯堡（Schloss Johannisberg）时，我问道：‘山上的大房子里住的是谁？’“一位西班牙女士。她唯一的儿子在瑞士读书。尽管我当时的年龄在20岁左右的人看来都已步入衰老的边缘，我脑海里浮现了一个小男生的形象，便失去了兴趣——直到几年后我遇见了他并嫁给了他。”

　　她所说的“小男生”是保罗·冯·梅特涅，出生于1917年，是约翰内斯堡的主人，19世纪著名外交家克莱门特·冯·梅特涅的曾孙，母亲是西班牙贵族。这是另一个佐证，塔蒂阿娜声称自己比保罗大三岁，而实际年龄可能比他大五岁以上。

　　蒂阿娜和玛丽姐妹俩在法国上学，到中学时“经常交不起学费”。塔蒂阿娜声称就读的是最贵的圣日耳曼昂莱国际中学（Lycée International de Saint-Germain-en-Laye），但这个学校在1952年才成立，最初供北约军官家属子女就读。她所谓“成绩优秀，经常获得奖学金”，也显得十分可疑。她后来硬着头皮声称，纳粹德国外交部之所以招募自己和妹妹玛丽，是因为“法语说得好”。

　　实际上，她的父亲瓦西里大公堪称“俄国汪精卫”。根据俄国国家档案馆的资料，1923年，瓦西里大公就在柏林担任反苏武装组织的秘书长，与纳粹建立联系。三十年代，瓦西里大公和夏可夫斯克（约安）神父为纳粹党招兵买马，在西班牙内战获胜后，夏可夫斯克（约安）成为德国柏林的东正教主教。1940年，她和妹妹进入纳粹德国外交部工作，外交部长冯·里宾特洛甫旋即软禁了沙俄皇位继承人弗拉基米尔大公。瓦西里大公取代自己的“小主人”，成为“白俄侨民领袖”。

　　在回忆录里，塔蒂阿娜写道“那时我还太年轻，太轻浮，根本没想过纳粹政权的政治影响，许多外国名流都同情纳粹政权。”然后她回忆了一次纳粹宴会，“1939年7月，西方列强最近的让步似乎再次确保了和平，纳粹的侵略也得到了平息。位于柏林巴黎广场的法国大使馆，就在著名的阿德隆酒店（Hotel Adlon）对面，正在举办一场晚会。法国大使库隆德先生（Monsieur Coulondre）经常邀请一些年轻人来活跃招待会。……晚餐时，我发现了自己坐在一位高级党卫军将军旁边。

　　无聊的问题有时会得到意想不到的答案：‘你还相信你的生存空间吗？’我故作天真地问道。

　　我的邻座并不属于高大、五官端正、眼神冷漠的党卫军类型，因为他的圆头像膝盖一样在脖子上伸着，硬领上方有几条像乌龟一样的褶皱，便于活动。他戴着无框眼镜，这似乎代替了他那张海绵状、满是麻子的脸上的眼睛。他像猪一样津津有味地咀嚼着美味的食物。那是一个星光灿烂的夜晚。在宽阔广场的另一边，在阿德隆大楼前面，高大的党卫军士兵们身穿白色夏季制服，肩并肩地站成一排：英俊的木然的面孔，笔直的脖子，短发，低额头上的头发很平。他们长得就像一个豆荚里的两排豌豆，这就是他们被选中的原因。……

　　几分钟后，门被推开，希特勒、戈林、戈培尔和其他几个人走了进来：他们挤成一团，昂首阔步地从我们桌旁走过。他们似乎安静而虔诚的集会产生了一种迷惑性，众人凝固成一个卑躬屈膝的微笑，这要归功于不可抗拒的威严的吸引力！我们很快就溜了出去，很高兴能躲进温暖的夜晚。‘我们大家可以开枪打死他。没人会阻止我们！’我大喊道。我们登上了第一班开往我们这边的公交车，呼啸着驶过繁花盛开的蒂尔加滕，沿着利茨沃夫（Liitzowufer）街驶向基思街（Keithstrasse），我们碰巧住在附近的房子里。我再也没与希特勒如此近在咫尺地接触过。”

　　单看这段描述，可能会给人一种错觉：塔蒂阿娜是纳粹政权的反对者。但是，她们这些白俄贵族早已对纳粹极尽谄媚，为的就是让德国攻打苏联，消灭布尔什维克，夺回“失去的天堂”。如果一个德国将军要攻打俄国，塔蒂阿娜就扬言刺杀希特勒，实属荒诞无稽。实际上，这次宴会对她个人来说是灾难性的——这是一次失败的相亲，相亲对象是一个英俊的“豌豆”。宴会的时间要提前到1938年9月慕尼黑条约前后，而那个被她愤怒地描述成猪头的将军并非党卫军，而是国防军，他是男方的长辈，了解她与英国驻波罗的海大使有染，并质问她在英国的几个月究竟在做什么。

　　胡格森曾邀请塔蒂阿娜和姐姐伊琳娜在英国军舰上共度五天。她写道：“他邀请普雷斯顿夫人、伊琳娜和我去里加，帮助他招待英国舰队，而他的妻子和女儿则在伦敦‘度假’。……迷人、温文尔雅、风趣幽默的休爵士和我们亲爱的普雷斯顿夫人——浪漫小说中的伴侣——和我们一样享受这一切。在英俊的年轻海军军官的包围下，我们度过了五天浪漫的时光。”

　　她用英国驻立陶宛领事普雷斯顿夫人来当做自己的挡箭牌，声称自己与胡格森是清白的，但普雷斯顿可能与她并无交情。普雷斯顿曾解救800多名犹太人出境，与极端反犹的瓦西里大公立场截然不同。1940年，普雷斯顿被纳粹德国列入“”，该名单列出了2820名英国政要，一旦德国占领英国，他们将会将被逮捕。此外，塔蒂阿娜在慕尼黑学习绘画时，有一名犹太教授海曼（Heymann），他后来被迫自杀。

　　据塔蒂阿娜所说，她曾前往英国逗留数月，“寻找机会”。她气恼地写道，“英国人对有关欧洲大陆的所有的事情都令人意外地无知，有一次我被问到：“你和拉斯普京有关系吗？”“但你为何会这么想？”“哦，我知道所有的俄罗斯公主都和拉斯普京关系紧密。”拉斯普京是沙俄末年的一名“妖僧”。他只是农民出身，但据说他有蛊惑人心的能力，吸引了包括皇后亚历山德拉在内的许多无知贵妇。讽刺的是，瓦西里大公和他的姑婆凯瑟琳·拉济维乌是拉斯普京相关八卦的最热情传播者之一。

　　几年后，在那名德国将军面前，塔蒂阿娜感受到了数倍于此的轻蔑。拉斯普京出现在沙俄宫廷时，她只是个孩子，但胡格森的事并非无稽之谈。20世纪初，英国外交官仍然保留旧传统，自己置办行头，承担花销。胡格森颇有财产，早年在奥斯曼首都君士坦丁堡担任外交官，1926年成为驻比利时大使馆的参赞，直到1930年。俄国方面有人声称，塔蒂阿娜与胡格森在巴黎已经结识，后者是她的sugar daddy，经常带她在巴黎购物。早在1912年，胡格森就与英国准将吉尔摩的女儿玛丽·戈登-吉尔摩（Mary Gordon-Gilmour），育有一男两女，后来虽然与其离婚，却没有娶塔蒂阿娜，而在1929年娶了英国海军上将蒙哥马利的女儿雷切尔·玛丽（Rachel Mary）。1931年，纳奇布尔-胡格森被任命为驻波罗的海全权公使，两人继续藕断丝连。随后，胡格森担任驻波斯公使，驻中国大使，1939年又担任驻土耳其大使。考虑到波斯在1934年已经改名伊朗，塔蒂阿娜前往英国至少在那一段时间前后。由于胡格森长期在东方国家任职，苏联作家柯切托夫在小说《你到底要什么》里还张冠李戴地描写塔蒂阿娜为原型的“布朗小姐”及其母与土耳其人有染。

　　在二战期间，胡格森奉命向土耳其施加压力，使加入盟军阵营。从1943年11月到1944年3月，司机兼男仆埃利耶萨·巴兹纳（Elyesa Bazna）（化名西塞罗（Cicero））经常打开他的邮件和保险箱，向德国最高统帅部出卖有用的信息；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具破坏性的间谍事件之一。有必要注意一下的是，塔蒂阿娜的丈夫保罗·冯·梅特涅，干姐夫冯·施陶芬伯格都曾在最高统帅部任职，冯·施陶芬伯格甚至专门负责东方问题。柯切托夫在小说里对这个白俄女贵族十分轻视：“他不相信‘布朗小姐’会搞什么破坏活动,他只把她看作一个的女人，一个也许从她的主子那里得到些啥好处的冒险家，但是主子拨给她经费，她也不见得能给他们捞回多少东西。她显然经常在她的主子面前吹牛。”而塔蒂阿娜愤愤不平地写道：“嫉妒发生了变化：愚人现在憎恨聪明人，丑陋的人憎恨美丽的人。不合群的人、道德扭曲的人、平庸的人现在不顾一切代价争夺地位、权力和生存。他们试图将所有人都贬低到自己的标准，拒绝任何形式的优越感。”

　　塔蒂阿娜·瓦西里奇科娃一生追求光彩夺目，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，但两次见证了“糖果”屋的融化。她的父母因鱼肉百姓而被赶出俄国，她嫁给了保罗·冯·梅特涅，成为两座宫殿——约翰尼斯堡和柯尼斯瓦尔特堡的女主人，驱使丈夫反攻苏联，为他们复辟江山。但是，约翰尼斯堡在二战中被炸毁，在二战末期，丈夫又带着他们从柯尼斯瓦尔特堡逃离。后来，她和姐妹向美军大献殷勤，保罗·冯·梅特涅愤然出走西班牙。在1976年，约翰尼斯堡完成重建，但保罗无法容忍她在回忆录和各种政治活动里的言论，待了一段时间又匆匆离去。保罗在1992年去世，没有给她留下财产，更没有后代。她不得不把约翰尼斯堡抵押了出去，只有姐姐伊琳娜从意大利搬到德国，经常来照顾她。后来姐姐也死了，她守着空荡荡的宫殿，经过几年重病缠身，终于在2006年死亡。

　　《老女孩》里写道：“如果每个人都能努力思考一下自己说了什么、怎么说的、为什么这么说，以及说这些话的真正含义，那么一切都会不同。我总是惊讶地看到，人们在做出反复无常、注定失败或自我毁灭的决定之前，都觉得自身依据的只是简单的常理而已……而常理的意涵对每个人来说都不完全一样。我们继续重复着陈词滥调……童年过后的许多年里，我们仍在做着同样的事情。”